第一次见关工是2015年成都草莓音乐节前夜。
6月12日晚间，因为朋友搭线，我们坐上了成都一家“老妈兔头”（川菜馆）的同一张饭桌。
此前得知，关工1990年代初就进入
期货市场，后折进证券市场。他现在帮很多朋友操作
股票交易，每人500万起，利润分成30%（偶有20%，没有管理费）。因为账户太多，他需要专门雇人下单。
那时一位上海老大哥的柜台交易系统刚上线不久，我正在尝试在他的用户增长中分一杯羹——帮他拓展用户。
我跟关工介绍说，这个柜台交易系统支持开放的API接入，便于二次开发；不掉单；行情速度快市面上的系统2秒；系统延时方面也有优势。
他一直专心地剥着小龙虾，我则背诵着自己似懂非懂的产品特性。他表示，行情速度优势还是不错。但聊到最后，我武断地认为，他勉强表示出这个兴趣点，多少有些照顾情面的意思。
关工的交易风格是看好一只股票，直接市价买入，甚至挂高于市价的单子。计较每股几分钱的差价，对他来说，显得太不大方了。
席间，关工接到电话，有人托朋友辗转找到他，要他推荐几只股票。打来电话的人有600万资金准备入场。那天周五，
上证指数收盘报5166.35。
关工说了几只他正在关注的股票，并提醒朋友的朋友，少量资金入场没问题，就当娱乐一下，大资金还是慎重一些。
挂断电话，关工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才想起要入场。”
第二个交易日（次周一），上证指数下跌超过100点，开启了这一轮暴跌。
7月30日下午收盘后，我在重庆拜访了关工，长谈至晚上九点。如果没有我打扰，那个下午他会去健身，或者游泳。
1
关工最早接触期货是在1993年底。那是中国期货发展第一个5年（1988-1993）的尾声。在那5年的“初期发展阶段”，国内期货交易所一度多达50余家，期货经纪公司则多不胜数。
精细化工专业出身的关工当时在一家工厂做技术工种。和关工一起长大的老彭告诉我，在当时那算是比较顺利的生活轨迹（求学，获取一个稳定的工作），但还是略显平淡。关工希望多一些变化，可以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普通。恰好一家期货公司招聘经纪人，关工没多想，跑去应聘——当时这样的机会并不算多。
“那时你懂期货？”
“不懂。期货公司招聘主要是找客户，广撒网。你去那里工作，总要拿到客户才能生存，这一批人拿不到客户，就换一批。”
“面试时都聊些什么？”
“填表，简单的问话，就说第二天开始培训，上班。”
“看起来并不困难。”
“当时公司请了一个香港过来的老师做培训。他是一个崇尚技术分析的高手，教我们切线。他说，一个尺子一支笔，就可以闯天下。”
野蛮生长的年代，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比较混乱，市面上甚至充斥着一些打着期货旗号的对赌公司。在关工进入期货行业1993年的11月4日，国务院还下发通知，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。接下来的1995年，国内期货市场连续发生了国债期货“327”风波、国债期货“319”风波。
作为半路出家的经纪人，关工要凭借自己对期货的一知半解，去说服那些对期货一无所知的人开户交易。这样他才有机会留在期货行业。
这是一条并不清晰的路，稳妥起见，关工没有辞去工厂的工作，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做经纪业务。
1990年代中期，重庆这样的内地城市，真正懂期货的人少之又少。
关工做经纪业务，并没什么高明的办法。他们找那些写字楼，一栋栋扫过去。讲清楚期货是怎么回事儿并不容易，除了偶尔照本宣科地聊一些套期保值，主要的说辞是，这东西来钱快——因为杠杆大，其实还有半句没说，那就是亏起来也很快。
期货品种保证金比率各有不同，有5%、8%、10%等。关工介绍说，1990年代不少品种的保证金比率只有2%、3%，高的也不超过5%。也就是说，杠杆可高达50倍。
几个月后，关工拉到从业第一个客户，一个跟家里有些沾亲带故的生意人。
“他做风机生意，大概挣了几十万块钱。他当时骑铃木摩托，走到哪里都拉风得很，放到现在至少相当于奔驰的水准。”
“他懂期货吗？你怎么说动他？”
“不懂，但他喜欢打牌，赌钱。打得大的一把也有可能上万的输赢。我就告诉他，这个赌得大，整好了5万就变100万。整不好也就5万块钱。而且你那个纯靠运气，这个我还有一点技术。”
“那时候你‘技术’怎么样？”
“我当时还搞不懂。就是感觉来了，就做了。”
“‘感觉’又怎么样？”
“亏了嘛。因为这个事情，我们两家人后来都不怎么往来了。据说那个人到现在都还不咋个安逸（重庆方言：“喜欢”、“待见”的意思）我。”
“你把他5万块钱亏光了？”
“没有！我最多给他亏了一万多，绝对不超过两万。绝大部分钱都是他自己取出去的，今天取三千，明天取五千。我就是背了个名。”
关工对这件事情的情绪还是有些复杂，他多次想过如何补偿这个沾亲带故的生意人，自己的第一个客户。
那时关工在工厂的工作每个月四五百块钱，期货公司工资很低，没有业务就200块钱。5万块钱的第一个客户，让关工在期货公司的工资陡然过千。最重要的是，那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。
关工坦陈，第一波客户都是他成长的牺牲品。当时客户到期货公司开户，把钱转入账户，但客户基本上都不懂期货，操盘手就是关工。账户盈亏是客户的，经验是关工的。所以最后客户把钱亏了，关工在期货市场活了下来。“这多少有点‘一将功成万骨枯’的意思。”关工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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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专业上毫无交集，但关工说接触
K线不久，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会做这个行业。这话现在来讲，显得有些自言自语。但考虑到跟他同期进入期货公司做经纪业务的300人中，现在只有3个人还在期货或证券行业，这么说似乎也不算离谱。
拓展业务之外，关工花了大量时间来学习期货，学习K线图。“每天对着电脑屏幕画15分钟K线图。一张坐标纸（上面有网格刻度），价格波动一次做一个标记。我办公桌周围贴满了K线图，全是手工画的。”关工说：“直到现在，我感兴趣的股票，我都会给画切线，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战术。哪个价位有压力，哪个价位有支撑。”
关工先接触《酒田战法》（原作者为18世纪的日本人本间宗久，以对米市行情研究闻名），之后接触国内期货第一人田源的一些观点。慢慢地，他开始熟读约翰-墨菲的《期货市场技术分析》。
关工告诉我，能够在这个市场活到今天，盘面分析技术是他很重要的优势。
不过真正给关工的
投资生涯带来改变的，是1997年夏天一个偶然的信息，那个信息给他带来了投资生涯的第一桶金。
1997年夏天，关工在期货公司的生活寡淡如死水，行情平淡，业务不多，收入自然也不高。“我和另外两个兄弟伙听说，绵阳双飞龙有可能上市。这家公司以前发了职工股，可能有搞头。”关工说。
三人组织了五十多万客户资金，坐夜班长途汽车跑到绵阳。他们穿着蓝布衣服，挎着军用包，到双飞龙的厂区打听职工股的情况。
关工已经记不清他们接触的那个双飞龙职工长什么模样，但那人嗅觉的敏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
当时双飞龙的职工股转让价大概是六七毛钱一股，他筹来票，以每股八毛的价格卖给关工和他的朋友。回到重庆，关工和朋友开始散步双飞龙的信息，说这家公司要上市，前景看好。
等双飞龙职工股价钱涨到一块七八时（有外地人来收票，绵阳当地自然也行情上涨），关工和朋友继续前往绵阳收票。他们在绵阳悄无声息，回到重庆就闹得热火朝天。
大概1998年初，双飞龙的职工股涨到两块八左右，关工和朋友在重庆组织了200多万资金，第三次前往绵阳收票。他们用塑料薄膜把钱裹好装进蛇皮袋，再用一件烂衣服裹住蛇皮袋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钻进长途汽车。
“其实一个个紧张得要命，谁也没带过几百万现金在身上。而且到绵阳那么陌生的地方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。这种筹钱到外地交易，之前是死过人的。”关工说。
最终交易在绵阳的一个公园进行，大概是每个城市都有的那种人民公园。两班人马，一边数钱，一边数票。拿到票，裹上剩下的百十万现金，三人快步走出公园，租车就跑。
回到重庆清点完账目，兴奋劲儿没过，三人都瘫倒了。“差不多25个小时，精神高度紧张。不要说吃东西了，水都忘记喝了。”关工说。
那只票最终价格飙升到超过3块一股，但关工他们在两块八左右，也就是第三次组织到资金时，就已经悉数出让了前两次到绵阳吸收的票。加上中间筹票的差价，算下来，关工一共挣了85万。
“1998年初在重庆有85万，什么概念？”
“我也不是很有概念。反正很大一笔钱，相当大一笔钱。”
老婆怀孕的前三个月，关工主要精力都在双飞龙这件事情上。85万拿到手，他觉得，那算是给即将面世的孩子一份不错的礼物吧。
3
拿到85万的巨款，关工花5万块钱买了单位的集资建房，剩下的钱继续做投资。
“98年有一波
橡胶行情，我当时的判断是做多。结果行情启动之前先连打三个跌板，直接
爆仓。我爆完仓，橡胶开始了那一波上涨行情。”
就在几天前，关工还带着85万的豪情，跟一帮朋友这里吃那里耍。“结果没几天就洗白了。”
跟关工一起遭遇亏损的还有老熊，关工最早的几个客户之一。老熊跟着关工在期货市场没少亏钱。关工搞不清楚老熊什么来头，只记得隔一阵他又拿一两万进来。
“他烟瘾很大，赌瘾也很大。最早做苏州商品交易所的红小豆，方向做反了，不断亏钱，不断加仓。赚钱的时候，他就抽良友（香烟），亏钱的时候就抽甲秀（香烟）。”
关工遭遇跌板打击的那几天，老熊跟关工在一起，他总是猛抽甲秀，烟雾把经纪公司的办公室熏得眼睛都睁不开。
“拿到平仓的单子，一下子觉得昏天地暗。”关工说。他总跟客户说做期货“来钱快”，自己还没好好感受一下“来钱快”的爽利，先把第一笔巨款亏没了。
“哎哟我日你妈哟！”
在重庆的办公室说起旧事，关工感慨不已，只有不断重复这句感情色彩强烈的重庆话。这句话用很慢的语速说下来，跟普通话里面的“啊，天啦”表达的意思接近。
关工已经不记得自己怎么从经纪公司五楼的办公室走下来，又怎么从上清寺步行十多公里回家——走完天昏地暗的十多公里，他脑子里依然空空如也。
关工喜欢说，很多事情都呈对称性。“比如股票的涨跌，上去得越陡，就下来得越快。”他华丽的第一桶金，也符合这个轨迹。
“平仓出来还剩多少？”
“哎呀，就剩点渣渣。”
“也就是说，三个交易日之后，你就从身家85万回到了需要靠工资养活自己的日子？”
“第一次输得那么彻底。那时候孩子马上就要出生，就靠单位那点工资，算了嘛。”
“之后找到了什么应对方法？”
“老老实实上班，并且开始给报纸写股评，每天二三十块钱。那时还是邮局汇款，一周5张汇款单。”
“回过头去想，哪里出了问题？”
“个人而言，那时并没有什么投资理念、投资技术，资金管理也很成问题。就是想挣大钱，让家里过得好一点。”
“那次亏损有造成家庭内部的分歧吗？”
“老实跟你说，我到现在都还没告诉我老婆，我在1998年初就挣过85万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你想想，要是我在98年告诉她我挣了85万，那是什么概念？要是过几天我又告诉她，80万亏光了，那又是什么概念？”
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，我猜关工自己也答不上来。
那是关工最刻骨铭心的亏损。祸不单行的是，期货行业因为发展混乱，展业困难，政府监管也越来越严格。而来自家庭的压力，是他的孩子在4月份出生，他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。
1998年8月1日，国务院下发《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》，这是继1993年11月4日国务院《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》后的第二次整顿。这次整顿后期货交易所撤并保留了上海期货交易所、郑州商品交易所、大连商品交易所三家（2006年9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）。
关工在这次整顿中失业，并很快在9月初转投证券行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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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头看双飞龙职工股的经历，从吸纳、拉升，到派发，“我们基本上在‘一级半市场’完成了一次所谓的坐庄。不过当时懵懵懂懂，奔着钱去，挣到钱撤”，关工说。
也就是说，进入证券行业之前，他已经经历了一次完美的市场操作。几个月后，关工从领导办公室拿到自己证券生涯的第一份年终奖。“他从桌上的钱堆里顺手抽了一沓，回头一数，两万多。我也就上了几个月的班。当时我就想，这个行业，看来有搞头。”关工说，他们当时每个季度末还是双薪。
跨入证券行业后，关工结识了当时两位国内市场的顶级操盘手，也旁观了几次经典的坐庄案例。这些经历让他对K线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理解，也为他的盘面分析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。
关工讲了几个片段给我听。
“阿斌做华资实业（的股票）——当时国内前十的操盘手，做到一半做不动了，喊出资方拿钱。‘必须拿钱，不拿钱就只有做死。’说完他自己跑到外面晒太阳，一帮出资人在屋里吵架。吵完了还是只有拿钱。”
关工谈到1999年一只钢铁股的坐庄案例，
庄家把价格拉到理想位置，但
出货困难。心一横，继续疯狂拉升，随后狂跌至原先想出货的价位，顺利完成出货。
“那是非常经典的案例，好比他们把一只票从2块钱做到10块，没法出货，就继续疯狂拉到20块钱。你根本看不懂为什么价钱就涨上去了，为什么又跌了。”
关工说，这是在对人性有了透彻的理解后实施的精准打击，
散户完全应付不过来。“2块涨到10块，你（散户）嫌高，不敢进，那我让你看看，它可以很快涨到20块钱。当价格从20块钱再掉到10快的时候，就有人等不及要去
抄底了。”
“很多人在价钱回落到10块钱的时候去看成交量，很小的成交量嘛，主力还在。但这种人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如果庄家在2块钱时进了2个亿（1亿股），在10块钱时出货拿回2亿，只需要卖出2000万股，而不是1亿股。剩下8000万股对他来说都是净利润啊，你怎么跟他玩儿？”
大概是这些阅历帮了关工的忙，从期货转入证券行业，他几乎轻车熟路。
在证券公司上班的第一天，1998年9月9日，关工推荐了飞乐音响（600651）。这只股票在随后连涨7个交易日，从9月9日开盘10.34元，到9月17日涨到了19块钱以上。不排除有运气成分，但关工说，这只票不是胡乱推荐，他在之前对盘面和基本面都做了认真分析。他找到K线给我讲解：“你看这个曲线，这是标准的ABC调整浪，对前期涨幅做了彻底修正。”
这次推荐让关工在新就职的营业部一战成名。
就着K线图，关工顺便给我讲解了他的几次经典战役。2005年，大盘第一次跌破1000点时，憋了好几年的关工对朋友们喊话：“有钱的就拿钱来，这是世纪性机会。”6月7日，他开始建仓重庆啤酒（600132），有钱就拼命加仓，做到2007年6月，如果单就进出场的价格比较，翻了差不多25倍（因为中间不断加仓，所以并不是资金翻了25倍）。对他来说，这是投资经历到目前最辉煌的一役。
2006年4月-5月，关工在航天机电（600151）这只股票上获取了近4倍的收益。
在2008-2009年，关工还抓住了
熊市中14个月翻3倍的金科股份（000656）。
除了技术层面的分析，关工对信息获取也颇费心思。他翻手机上的订阅给我看，他的新闻关注，永远是要闻排第一，财经排第二。
关工说，在这个市场混饭吃，你不能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做什么，想做什么。他会拿周永康、薄熙来的新闻，去映照股市的一些微妙变化。当然，他还会从所有可能的渠道，获取他所关注的股票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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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面提到这些股票编号，并不是想刻意营造专业氛围。这些案例都和K线一起，刻在关工的脑子里。他记录这些故事，说出来都是一串数字，股票代码，起始时间，价格。只是为了便于我跟上节奏，他才会在代码后面加上股票的名字。写文章的时候我把它反过来，先写了股票名字。
关工清楚地记得这些大大小小的胜绩。不过跟行内的朋友一起聊天，他们更多地谈论失败的经历，而不是成功。
1998年初80万的亏损之后，关工还经历过一次融资炒股出局。
2001年2月，通过技术分析，关工看好方正科技（600601）。他跟四个朋友自筹50万，配资500万入场。关工亲自操盘，目标是翻倍。结果涨势未起，他们的小算盘就被交易部经理察觉，惊动了领导。当时关工和朋友面临两个选择：平仓出局，把钱还给客户；离开证券公司，自己去赌。
虽然盘面波动，但关工觉得自己的判断错不了，四个人开小会时他高喊“赌下去”，但其他三个人求稳，只好平仓。关工差点卖掉房子来填坑（50万亏完融资的500万出现小缺口）。后来那波行情因方正科技和四川长虹的股权之争结束。“看到牛骑不上去，而且自己还输了钱出来”，关工说，那是他第二次“做死”。
之后关工帮朋友操盘，融资做有军工背景的一只股票。但市场实在是糟糕，不断平仓。有时候关工和朋友自己的钱开的小账户（依然加了杠杆）实在绷不住了，就自己做高收盘价。“还好当时行情清淡，用不了几个钱就可以把收盘价做高几分钱，不至于爆仓又得补钱进去。”关工说，“那段时间真的是太艰难了，现在想起来眼睛水都包起。如果2005年那波行情晚来一个月，我们这些人都得死。”
而真正对关工投资理念和心态造成洗心革面式的影响，是2009-2010年的一次亏损。
2009年7月，关工的朋友给了2000万资金让他负责下单，但所有的命令都由朋友发出，关工只负责执行。他这位朋友在期货界以做铜闻名，2008年经济危机后完成了一波疯狂做空获利。关工自掏腰包400万，跟朋友的节奏进退。到2010年1月，他们就因为做多疯狂获利，朋友的2000万做到1.86亿，关工的400万做到近2800万。
“中间有个插曲，9月28日日内暴跌，我打不通朋友的电话，因为仓位很重，我自作主张平掉了她很多的仓位，结果被狂骂。事实证明，她的决策一直都在正确的点位上。”关工说。
2010年1月，朋友从盈利中转出8600万。关工400万进场，就想跟着看个究竟（当时他自己做股票），所以没有从盈利中抽走资金。春节前夕，关工接到指令，做空。他挂着空单，跑去菲律宾度假。结果2月27日的智利大地震造成铜的价格暴涨，短短几天沪铜指数从55000点飙到63000以上，关工再度爆仓。
关工自嘲说，整个过程自己就是一个牵线木偶，除了9月28日错误平仓，并没有做过什么交易决策。但他清晰地记得朋友的账户从2000万涨到1.86亿时，他在办公室那一声歇斯底里的宣泄。他没有做过那么疯狂的单笔投资，期货重仓，疯狂盈利。
而关工自己400万的账户，一度涨到近2800万，最后重重跌落。这些年来，关工反复回味这次经历，当账户资金涨到近2800万朋友抽走部分盈利时，关工没有动。也许可以挣更多？当账户跌倒1800万时，关工想，要坚持“自己”的判断。后来账户资金吐出全部盈利，关工又想，反正进来了，我就看个明白。
在重庆的办公室，关工特意登录了那个期货账户给我看，余额不足二十万。爆仓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动过那个账户。
以前关工给别人讲投资，通常会贴着四个方面讲：资金、技术、策略、心态。“心态就是人性，前面的工作做得再好，可能屙泡尿回来主意就改变了”，关工说，“万事都在变，人性永不变。”
2015年6月15日以来的这波股市滑坡，关工主要的几只票在1月份停牌（7月份复牌，表现还不错），错过了这波
牛市，也躲过了这次滑坡。他7月份在新疆度假，“朋友圈都不敢发，我很多朋友做私募，只有一个朋友确定没有受到影响，有人过亿的融资摔了下来”。
“这也是上天的眷顾。”关工不无庆幸地说。他深知活在这个市场，风险永远都在，如果躲不开，坦然面对就是了。“投资这件事，不看你赚多少，看你活多长。我的一针一线、一砖一瓦、一颗螺丝钉都是这个市场给的。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赢家，那我们就看谁活得更久。”关工说。
再度拜访关工这周，大盘行情依然不好，其中周一的跌幅达8.48%。但关工异常平静：“这样的行情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机会，我可以借机从容地选择新的标的。”
